信息技术应用对当代教育的变革与挑战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新兴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给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变革和创新。文章以高科技应用极为发达、也是高等教育大国和强国的美国为例，重点介绍信息科学技术之于课堂、教师、学生、学术和人文五个方面的巨大变革，强调当今世界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和极大的发展机遇，希望借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与发展路径。

一、 信息技术改变课堂， 挑战教学管理秩序在美国，传统课堂几乎已经不复存在，这主要体现在传统课堂学习所组成的要件全部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在传统课堂上，教授要在黑板上板书，学生要在下面认真听讲，并且用笔专心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在这里，黑板、笔、笔记本等这些人们常见的课堂要件，有些显得落伍，而有些已经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课堂所发生的巨变，其特征就是进入了高科技时代。所有的教室不仅有电脑、多媒体等设备，还必须有网络，从而保证师生随时进入互联网调取所需的各种资源。利用这些高科技的教学设备，教师可以更加集中于讲解，而寻求各种工具与资源则纯粹都是为了使讲解更有效率。那么，近十年来，有哪些设备进入教室进而改变了传统的课堂呢？2015年5月7日，美国著名《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刊文介绍了大约有五种产品，不仅现在而且在未来会改变整个教育（包括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格局。

第一，新型“智能板”的诞生。一间教室，黑板是其最为明显的象征。但这种教师传统上用粉笔书写的黑板，现在日益被一种“智能板”所替代。其颜色也不再是黑色，而是白色。2005年，一种早期的“智能板”在全美大约15个教室使用。现在，新型的互动式“智能板”已经装备了超过200万个教室了，这个数字已经占到了全美教室总数的60%。智能科技公司作为“智能板”供应商，提供的数目达到了60%，大约有120万个。“智能板”的产品最主要的先进之处在于，既可以让教师直接把自己的注释发送给学生，也可以直接播放视频，而无需其他装置和投影仪。

 第二，交互式远程学习方式的诞生。在美国，凡是遇到极端天气（比如下暴雪），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都会因为天气所造成的交通不便以及有可能带来的人身安全问题而放假。但现在，由于有了高科技，一些学校已经开始逐步削减恶劣天气所造成的放假天数。为此，学校不再仅仅是放假，而是要求学生上网跟班学习。这样的做法对于那些遇到极端天气就渴望放假的学生来说可能感到不悦，他们因此也可能对当代的数字化学习方式感到不满，但对于那些比如因身体原因而困在医院中的学生来说，则无疑是福音，他们也因此会对这样的学习方式抱有欢迎的态度。因为这种网上学习方式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完成自己的功课，还可以使其继续和同学们一起交流互动。而有些在医院的学生还可以因此而继续“去上学”，也就是通过视频参加课堂学习、小组讨论，甚至可以借助由视频对话操控的机器人来进行远程控制，从而与课堂以及同学融为一体。

第三，占领课堂的电子教科书屡见不鲜。电子书已经不是新鲜事物，但自从其诞生之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开始进入且占领课堂，并开始将传统的教科书驱逐出教室，是令很多人包括教育工作者所始料不及的。在美国，出产电子书的公司很多，像Pearson，Amazon Kindle，Chegg以及CourseSmart等，全都生产电子书。他们所提供的教科书，远比传统的教科书要易于携带，也更物有所值。传统教科书给人的方便之处在于，人们阅读时，可以在文字间划划重点，在空隙处写下心得体会，想休息时折一下书角就可以合上书。现在的电子书，像这样的便捷之处，通过技术手段全部都可以做得到。不仅如此，人们还可以通过搜索功能而查找某个字词句，极为方便。现在，苹果公司的iBook更是通过Houghton Mifflin，McGraw Hill与Pearson等公司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互动式的数字教科书。诸如A Beka Book和Trunity公司，则提供了带有视频功能、搜索功能和个人仪表盘的数字教科书。近年来，发现教育（Discovery Education）公司一直致力于一种极富创意的“技术书”来代替传统的教科书。这种“技术书”既可以互动，还可以进行个性化的设置。最有趣的一点是，这样的“技术书”还可以转换语言，比如从英语转到西班牙语或者是法语，从而可以帮助还不完全懂英文的学生更好地理解书本内容，也有利于不懂英文的学生家长去帮助孩子完成作业。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新型教科书的种类和功能。

第四，考试由纸质走向屏幕。传统的考试都是学生面对纸张，回答上面所有的问题，答完之后上交答卷。现在在美国，尤其是中小学的课程考试，越来越多地从低头看答卷转向了抬头看电脑。不仅如此，就连美国著名的核心标准考试也已经在全美29个州和华盛顿地区开始在电脑上进行。当然，由于技术问题，也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就在前不久，美国有三个州暂停了使用电脑进行这种标准化考试的方式。

第五，非同一般的教育游戏。游戏，一般都认为其主要目的在于玩耍，其功能以娱乐为主，很少与教育有所关联。即便那些进入课堂的游戏，似乎也更多的是为了让学生在学习之余放松和休息。然而，现在的课堂游戏已经发展演变到了具有诸多的教育功能。GlassLab是一家非盈利的企业，其从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and MacArthur Foundations）中获得了一笔项目基金后，即开始专事生产教育游戏。现在，他们的产品已经进入了美国超过6 000个课堂。在这些游戏中，有些是由现有游戏加入了教育元素改造而成，而有些则属于独创。这些游戏可以让老师获得学生进展的实时消息，也可以给学生究竟应该在哪些科目、哪些方面花更多的时间提出建设性意见。当然，当今的网络及其盛行的数字化工具并非万能，也并非毫无缺陷。比如，它们总是会令学生在学习时分心或者分散注意力，因此，教师就不得不经常要提醒学生注意自己的学习任务；而且，由于有了网络和数字化工具，学生作弊也更容易了。尽管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同样也有相应的工具帮助教师去发现学生的不当行为，但毕竟相比而言，现在的学生要想作弊，要比过去容易多了。虽说如此，人们也不能不承认，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的信息技术发展是有利于课堂建设和未来教育的发展的。正是近十年来的技术创新，才使得师生之间、学生之间更具互动性，学习变得可以更加直接便捷，也更具个性化特征。这无疑预示着，在未来的教育实践中，课堂教学与学习将更具吸引力，也将更富有成效。

 二、信息技术改变知识载体，挑战教师传统地位。

 （一） 教师角色需要重新定位自古以来，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在课堂之上的地位是牢不可破的。因此，在传统的课堂上，教师无处不在，也是学生和学习的中心所在。这一点，全世界都一样。教师这种中心地位的确立，是因为他们是知识的主体和承载者，唯有通过教师，知识才能传递给学生。也正因为如此，对于诸如古代梵语以及一些只有少数人才掌握的知识乃至技能，一旦掌握它们的人离开人世，也就意味着知识和技能的断代。因此，我们在课堂上所能看到的场景，就是学生老老实实地坐在课堂之上，用心听，用笔记，然后把这些知识再转化到个人的记忆之中。当然，教师是通过教材来传播知识的。教材既有丰富系统的知识体系，也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知识材料。因此，教材在课堂教学、教师讲授、学生学习时成了近乎唯一的媒介。 传统的教科书自然都是我们所熟悉的纸质书。但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一传统的格局已经被打破，其所发生的颠覆性的变革已经改变了传统的课堂教学，也使教师的定位发生了巨大变化。课本由过去的纸质书变成了电子设备，而网络更是让电子设备如虎添翼。不说其他方面的优势，仅是其知识储藏功能，电子设备就远超纸质书。几十本、上百本甚至更多的书籍，在电子设备那里，都可被静静地藏匿在一张小小的硬盘里。而这种巨大的知识承载功能，不仅极大地转移了学生求学的目光与目标，也彻底改变了教师作为知识承载者的角色。因为，知识一旦电子化，人们就再也不用害怕它会遗失了。换句话说，教师作为知识承载者的时代可谓一去不复返了。那么，如果教师还是把自己当作知识的传授者，就必须要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如果学生够自觉，也有自学的本领，他们通过电脑就可以了解、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如此一来，教师的作用何在呢？如果还以传授知识为使命，教师会不会因此而逐渐被电子设备所取代？当然，我们大概都能想象得到，无论科技如何发展，教师总是要有人做的，我们不必担心教师这一职业将来会消失。但面对越来越技术化的课堂，而且是越来越高科技的课堂，我们必须要追问：高科技时代，教师的角色何在？如果发生转变，应该转向哪里？

（二） 从“教师”到“教练”现在，在美国，很多教育工作者已经意识到，传统的“教师”这一角色应该向“教练”的角色转换，换句话说，教师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成为课堂之中、讲台之上的权威了，而更应该像是一位引导者、指导者或者说是一位“教练”，总之，要更像一位良师益友。之所以会发生这一转变，原因多种多样。 首先，现在的高科技已经可以或者已经开始取代教师的位置了。现如今，除了特别落后的地区，所有的教室没有电脑以及其他电子设备已经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教师的课堂教学，已经几乎没有人不在使用电脑了。使用PPT似乎已经是家常便饭，使用网上资源，加上自己剪辑制作的小视频，更是一种时髦。就是在这种不知不觉中，教师在三尺讲台上的中心地位发生了偏移。更加直白地说，教师的中心地位实际上已经终结。其次，高科技时代的学生，无论是大学生还是中小学生，都很难再有耐性去认真聆听那些内容以基本事实或者基础知识为主的课堂了，因为他们在顷刻之间轻点鼠标，这样的基础知识或者历史事实都可以一览无余。再懒一点的学生，张口问一问Siri，就可以获得比我们通常想得还更全面的答案。在寻求知识的过程中，学生们会发现：忽然之间，教师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再次，虽说电子设备使得教师显得有些无足轻重，但无论在当今的大学还是在中小学，依旧会有不少教师认为，他们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中是当之无愧的专家学者，也总强调学生需要教师去传授知识，且他们掌握着各种各样的知识典故，如果不让他们在课堂上讲出来，实在是很难甚至难以做到。因此，要让他们转变观念，从教师权威的“神坛”上走下来，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中心，无疑有很大难度。 但即便如此，这些不愿发生转变的教师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是直接经验抑或是间接经验），今天的学生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了，教师需要更加宽容，不得不接受更加活泼（或者也可以说是更加闹哄哄）的课堂。换句话说，今天教师所面对的，再也不是过去那些沉默的学生了。这实际上也已经颠覆了教师在课堂上的权威地位。最后，从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慕课”的出现，这个我称之为“三名主义”的课程——即名校、名师与名课——给了许许多多普通教师“致命的一击”。因为再不思考未来、再不加以改变，好的结果是成为这些名师的助教——在自己所在的学校，为自己的学生答题解疑；不好的结果——则有可能因此在未来丢掉教师职业的饭碗。由此看来，既然（或者说一旦）学生不再就基础知识去求教老师，那么，课堂上“教什么”和“如何教”就成为教师必须要面对与思考的问题。再者，教师如何才能实现由“教师”到“教练”的转变呢？

（三） 课堂教学：从知识到思想教师角色的转变，应该是全方位的，但至少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体现：第一，课堂教学由过去以传授知识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培养人的思辨能力为主。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主要培养学生的批评性思维能力，重在让学生学会发现问题，并且学着去创造性地解决所遇到的困难。第二，课堂教学应该更加以学生为中心。在这样的情形中，教师更像是一位引导者，提出与课堂内容有关的问题，然后由学生自己去做研究，进行调查，查找资料，寻求答案。正是在这种研究型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强化了固有的知识，发现了新的知识增长点，开阔了视野，逐步形成了个人的想法，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更重要的是，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时，他们知道该怎样去借助现代电子设备与网络去寻找新的方法。学生的成长，就渗透在这样主动学习的过程之中。第三，为了能够顺利达到上述目标，教师需要“放弃”一部分过去的权威与高大形象，或者说是“出让”一部分过去所拥有的权力，不要再像过去那样去不断去督促、推动学生学习，而是让学生更加自觉地去管理好自己，从而达到更加积极的学习效果。教师由教师身份转而成为教练，这是时代使然，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的重要性在降低。恰恰相反，这对教师的知识储备、教学水平及其人生的经验与智慧反倒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都知道，对于现代人来说，要想初步掌握一门艺术技能或者体育技能，到网上去搜一搜基本的技能与手法，再到艺术馆或者体育场所加以训练，基本上就可以达到目的了。但要想真正达到更高水平，比如职业的或者近乎职业的水平，则必须依靠教练。这个时候，教练的作用就相当巨大。像这样的例子，在现如今体育界的各行各业，每天都在重复地上演着——赢了，感谢教练；输了，教练辞职——教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些，我们都已经司空见惯了。换句话说，在高科技时代，当电子设备可以替代人们去传播知识的时候，学生应该去主导自己的教育，而教师除了要让学生创造性地掌握知识外，更应该加强与学生的思想沟通，力争成为学生的向导与导师。在未来，或许传授价值观念，比如怎样形成团队，如何尊重和关爱他人，为什么要承担责任等等，将成为教师的重要使命。

三、信息技术改变学生，挑战学校管理秩序。

 （一） 数字化时代的学习者今天的教育环境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因此，今天的学生常常被称为“数字化时代的学习者”，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代教育的一大特征，即完全步入了技术时代，人人是技术行家，免费获得各种学习资源。现在，很多学校已经开始提供各种laptop，学生也可以通过iPods、iPhones、社交网页等各种各样的数字化形式轻而易举地进入各种知识和资料库，从而完全超越了传统的学校构架与学习实践活动。举个例子来看，今天的学生已经很难接受仅只是单纯地传授知识的课堂教学了，因为他们可以在轻点鼠标之间就将知识（只要不是保密的）一览无余。甚至iPhones上的Siri都可以解答我们的很多问题，甚至比我们一般人都解答得更圆满。因此，今天的学生不会再满足于死记硬背那些基础知识，而且要他们再去简单地复述这些知识也似乎变得没有多少道理可言了。这样一种伴随着技术与数字化资源而出现的新型的学生特征，给学校和教师带来了挑战，使得他们都要去适应这样一种迅猛变化的教育环境。诸如新的教育资源、教师培训与职业发展、教学方法等问题都要有所改变。那么，技术之于学生，又该如何转变角色呢？

（二） 从中心到自主今天的学生与过去（比如20年前甚至10年前的）学生的学习环境大不相同。过去的知识都存在于《大英百科全书》、各种课本、图书馆的藏书之中，而现如今的学生则要面对海量的知识和信息，这是不争的事实。为此，技术化时代的学习者的特征是对传统的教育机构所能提供的知识习得的依赖性在大幅度降低；而另一方面，学生在学习中则又越来越具有自主性，特别是充分利用基于网络的技术去搜集自己所感兴趣的数据与信息。因此，学生也应该更好地适应这样的环境。总体而言，学生的变化有三个方面。首先，学生要更好地掌控自己的学习，既要有自主学习的意识，更要会合理分配学习时间，主动把握课堂学习的有效性。在数字化时代的课堂教育中，教师应该往后退一步，将课堂更多地让位于学生；学生则应向前迈两步，更加具有自主性和主动性。其次，在今天的时代，当教师由“教师”退居到“教练”位置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更多地鼓励学生具有一种合作精神和集体意识。为此，学生要能够在学习中逐步走出个人的小天地，学会与他人合作，形成一种良好的团队意识。虽然学习是个人的事情，但在今天的数字化时代，集体意识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最后，当学生可以轻易地在网络上获得教育资源，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占据课堂教学的中心地位，可以随时随地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的时候，如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也就显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了。如何更好地利用网络提高学习的乐趣与有效性，从而避免深陷网络世界而迷失自我甚至不能自拔，已经成为摆在学生面前一道必须要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无论如何，由教师主导下的学生中心位移到自主为主导的中心地位，今天的学生必须具有一种责任感，认真对待自我，认真看待学习。

（三） 从学习走向研究就学生而言，学习的一大变化就是从单纯知识习得开始走向研究型学习，使得学习更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而这一点，恰恰是当下所发生的教育革命的一大特征。学习方法多种多样且因人而异，但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人们所推介的各种各样的学习方法以及如何提高学习效率。研究表明，数字化时代的学习者在使用教育工具时，往往会更加专注于学习，也对增加自身的知识基础更加感兴趣。所谓研究型学习，主要是一种综合性的学习实践活动，指在教师的指引下，在专业知识学习的基础上，从学习生活与现实生活中寻找、确定研究专题，通过解决这些专题课题，从而使学生达到掌握知识和技能、掌握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研究型学习所涉及的知识往往是综合性和跨学科的，因此，这就不是单纯被动地接受知识，也不是仅在网络上索取基本的知识点，而是要使学生真正能够从探讨问题、尝试解决问题乃至最终解决问题中获益良多。

四、信息技术改变学术生态，挑战传统评价机制。

 （一） 何谓“数字化学术”当几乎所有人都承认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数字化时代，那么，就学术研究而言，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技术同样使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数字化的学术时代。人们通常认为，所谓学术，包含了探索、综合、应用与教学这四个方面。之所以会产生“数字化学术”（Digital Scholarship），是因为计算机、电子技术以及数字媒体的飞速发展与快速增长使学术所具有的这四个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改观。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所谓“数字化学术”是指运用数字化的证据和研究方法从事学术性的研究、出版与储存，以达到学术研究的目的，它既包含利用数字媒体进行的学术交流，也包括对数字媒体所进行的研究。换句话说，“数字化学术”是指主要通过或者利用计算机抑或电子技术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也指利用数字化手段而将研究成果加以公诸于世和加以储存的传播手段。当然，它也可以指将传统的学术研究成果利用数字化手段（诸如网络杂志、数据库、数字或数字化合集以及学术图书馆等形式）所进行的传播与储存。数字化学术是应技术与数字化时代而生，因此，对于新生代学者而言，数字化学术可谓与生俱来，绝不陌生。但实际上，对于所有学者来说，数字化学术与传统学术相比较而言，不仅更具开放性，也使学术走下了神坛，变得人人触手可及。虽然并非所有人都赞同或者拥护“数字化学术”及其研究成果以及其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但人们大概都不会否认，数字化学术已经悄然改变了我们当下学术生态的格局。无论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还是在发表与传播渠道上，数字化学术都极大地拓宽了传统的学术研究，甚至已经走向一条不同于传统学术研究的道路。为此，我们需要认真面对技术所带给学术研究的这种变革。

 （二） 从文献资料到信息数据库在过去，当人们从事学术研究时，文献资料即使不排在首位，那也是学术研究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当时人们的一个观念是，没有一手的文献资料，很难想象学者会做出一流的学术成果来。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学者来说，要想做出好的学术研究来，就要到储藏有一流的和一手学术资料的地方去——比如国外，比如北京、上海这些学术资源丰富的地方。 然而，在最近这30年间，虽然学术资源丰富的地方——无论是国外还是北京、上海——依旧具有学术上的优势，但这样的优势无疑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而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就是数字化时代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从过去学者需要身入尽管巨大但也毕竟有限的文献资料库之中，进入到了一个任何学者乃至任何人在网络上都可以任意遨游的绝对庞大的数字化信息数据库。这里以CNKI为例。CNKI是中国学者都比较熟悉的学术信息数据库，目的是要实现全社会知识资源传播的共享与增值利用，其始建于1999年6月，迄今不过16年的时间。现在，据介绍，它不仅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数字化图书馆技术，且建成了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规模最大的“CNKI数字图书馆”，启动建设了《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及CNKI网格资源共享平台。据CNKI的相关资料介绍，CNKI 数据库已有7 000 多种期刊、上千种报纸、近20万本博士/硕士论文、16万册会议论文、30万册图书以及国内外1 100 多个专业数据库。如此大的网络出版规模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由此，CNKI称其为全社会知识资源的高效共享提供了最丰富的知识信息资源和最有效的知识传播与数字化学习平台。在今天，无论中外学者，要想搜集中国学者用中文所发表的学术成果，或者搜寻从外文翻译成中文的相关学术成果，大概没有人不使用CNKI资源库的。而正是诸如CNKI这些庞大的信息数据库的建立，使得传统的图书馆、资料室等实体文献资料库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这一点，大概没有学者会否认。而在高等院校，图书馆甚至已经沦落到“自习室”的境地，尽管人们很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现象发生。

（三） 从书斋到网络学术平台知识储藏方式与学术成果传播途径的改变，无疑是数字化学术异于传统学术的两个重要方面。正由于此，我们看到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学者逐渐走出以个人研究为主、相对较为封闭的私人书斋或者实验室，踏上了一个更加公开、更加易于交流的公共网络学术平台。就学者而言，知识储备无疑是立身之本，在过去，这一点甚至是学者或者知识分子的唯一资本。但在今天，由于知识储备方式的改变，学者对于知识的掌控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在过去，人们夸赞一个学者时经常会用到诸如“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等词汇，以彰显其知识之丰富；但在今天，一个人再满腹经纶，也抵不过一张硬盘所储藏的知识之多，更抵不上硬盘所储藏知识之精准。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一位学者应该去提高掌控知识的水平与能力，而是在说，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如何在各种知识、理论、观点的交叉与融合中提炼出带有个人思想的观点并能够指导实践或者探索出带有创新性的成果，这要比单纯地掌握知识重要得多。传统学术的成果，主要通过纸质媒体（如学术杂志、著作出版等）传播；而数字化学术的传播途径不仅多，而且快。除了现在更多的学术杂志开始推出网络版，出版社也在推出著作的网络版，从而推动了传统学术成果尽快尽早地传播。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学者们也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数字化媒体来传播个人的学术成果。除了成果进入上述信息数据库外，现在极为流行的社交网络媒体或者自媒体的迅猛发展，也为学者进入公众领域、尽早发表个人的学术成果、尽快发出学者的声音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一点，在科学技术的普及成果方面，在人文社科的学术研究方面，都表现得尤为突出。学者们通过博客、脸谱、推特、微博、微信与微信公众平台等多种形式，将个人思想观点以及最新的学术成果推而广之，广而告之。如此传播的好处显而易见，一方面能够迅速让读者了解学术观点，另一方面，读者能够迅速通过文章后面的留言以表达个人的反馈意见，从而使学者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读者的反馈。在过去，同行评议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等待——短则数月，长则一年乃至数年——才能有所收获，而在今天，一旦成果传播出去，转瞬之间，同行评议（无论是专业还是非专业）都会迅速做出反应，有评论的，有点赞的，有转发的，有批评的，甚至也会有因观点不同而言语不敬者。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传统学术所难以收到的神奇效果。当然，现在的数字化学术成果，更多的还是学者将自己已经在传统媒体上发表过的研究成果发布在数字媒体之上，而将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数字媒体或者自媒体上发表者则很少，或者少之又少。这是因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现行的学术评价机制还无法承认、难以评估数字化学术成果的优劣。但我们可以相信，未来有一天，数字化学术成果一定会进入到学术评价机制之中，也一定能够得到学术界和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认可。

（四） 从个体到全球学术共同体在西方，有人提出今天的一代是“数字优先”（Digital First）的一代。那么，当我们讨论学术的时候，我们就有必要去询问一下：在今天，如何成为一名数字优先时代的学者？如何将学术传递给数字优先时代的读者？无论中外，数字化学术越来越受到学者及其学术团体的重视。以美国为例，其数字化学术发展极快，也在学术圈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学人网（academia.edu）是一个学者的网络社交媒体，兴起于2008年9月。据报道，截止到2015年11月，学人网的注册用户已经超过了2 700万。因为这样一个学术平台的出现，使得很多学者走出了个人研究的小天地，在这里分享自己的学术论文，查看自己的学术影响，跟踪某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在该网站的首页，位于中心位置标示着这样一句醒目的话：提高您论文引用率达73%。下面的一行小字说：最近的研究发现，近五年中，凡是将论文上传至学人网者，其引用率都提高了73%。 其实，引用率的提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者由此进入到了一个更大乃至全球化的学者共同体中。随着电子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数字化学术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五、信息技术改变人文学科，数字化挑战传统学科发展。

 （一） 何谓“数字化人文学科”技术改变教育，技术也改变学术。由于“数字化人文学科”的出现，技术带给人文学科的可谓是一场革命。所谓“数字化人文学科”，虽然起步较晚，但已经有了超过20种定义，但就目前而言，学界较为流行的认识是，其是指计算机信息技术处理与人文学科间的一种交叉研究与教学领域。其主要是将数字化了的材料和本身就是数字化的材料结合起来，把传统的人文学科（如历史、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考古学、音乐以及文化研究等）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如数字视觉化、信息检索、数据挖掘、统计、文本挖掘以及数字化绘图等）工具以及数字出版融为一体。简而言之，“数字化人文学科”就是数字媒介与传统人文学科研究在各自发展的道路上碰到了一起，进而走向了一种交叉与融合。但这种交叉与融合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一方面，数字化媒介工具与技术进入到了传统的人文学科之中；另一方面，人文学科所具有的提出问题的模式也同样进入到了数字化媒介之中。具体来说，数字化人文学科的学者采用计算的方法，不是回答现有的研究问题，就是对现存的理论模式提出挑战，进而提出新的问题和前沿的研究方法。其目的是要把计算机技术系统地运用到人文学科学者的研究之中，这一点与当代实证性的社会科学研究相一致，属于一种基于技术的研究。相当一部分的数字化人文学科集中于文献与文本的研究，而它们的研究与媒介研究、信息研究、社会学研究等对于文献与文本运用数字化研究的方法有所不同。有的数字化人文学科产生了新的学术分支，比如将多媒体、元数据与动态环境交融在一起。据报道，无论是在弗吉尼亚大学还是在哈佛大学，都有这类研究课题。还有的数字化人文学科研究则在关注文化数据组的视觉化问题。比如有研究者把计算方式运用于分析诸如谷歌图书数据库这类庞大的文化数据组。虽然有人把数字化人文学科的历史追溯到了20世纪40年代，但“数字化人文学科”这一术语则是诞生于2004年出版的《数字化人文学科手册》一书，该书的编者为了避免人们仅只把该研究领域视为是人文学科的数字化而发明了这个术语。到了2006年，美国的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简称NEH）成立了相应机构，2008年更名为“数字化人文学科办公室”，有力推动了这一术语在美国的流行。2009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在费城召开年会，“数字化人文学科”成为大会的主流话语，也在大会上被公认为是今后一个时期内位居首位的学科增长点。

 （二） 新兴学科机构的诞生现在，西方国家的很多高校都已经在体制内设置了相应的研究机构，有以“系部”命名的，也有以“学院”命名的，还有以“研究中心”命名的，这里仅举几例。比如，英国的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专门有“数字化人文学科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设有“高新技术人文学科研究院”，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设有“公众历史与数字化人文学科研究中心”。 我们不妨以建立较早的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数字化人文学科系”（以下简称DDH）为例来看看这些机构的学术目标与建设任务。DDH建立于1991年，开始时名为“计算机处理人文学科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mputing in the Humanities），到2011年始更为现名。它既是一个学术的系部机构，也是一个研究中心，在国王学院隶属于艺术与人文学院。该系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其基本学术目标是要培养人们对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在人文学科研究上的应用意识，使其对此有所认识、理解，并且能够掌握基本技能。 DDH基本的建设目标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作为一个系部机构，承担着学术与专业建设的任务；其次，作为一个研究中心，倡导在人文学科研究中合理运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最后，作为学院众多系部之一，也为其他系部提供相应的艺术与人文学科方面的研究支持。这些新兴机构的诞生，使得数字化人文学科有了体制的依靠，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发展途径。

 （三） 斯坦福大学的数字化人文学科研究斯坦福大学是美国较早开展数字化人文学科研究的高校。据该校相关资料介绍，斯坦福大学对数字化人文学科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到目前为止，虽然该校尚未有单独的机构设置，但相关方面的研究却在该校很多单位中一直开展着。这其中就包括“斯坦福人文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单独设有“数字化人文学科”的专项研究。而且，据斯坦福大学最近的报道，该校在这方面的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斯坦福大学当下的数字化人文学科项目都与跨学科研究有关，由于采用了3D绘图、电子文本分析、数字化及高级视觉化技术等手段，使得这些项目都能对传统的人文研究带来新的方法、给予新的启发。借助于网上发布与虚拟档案的建立，从事数字化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在尝试着共享一些能够有新发现的原始资料的同时，也在努力搭建一个学术共同体和信息共享的平台。目前，斯坦福大学的很多学者、学生以及国际学者都投身于与之有关的一系列会议、论坛的学术活动之中，深入探讨数字化人文学科中的技术问题、所带来的挑战以及研究的成果等。就在2015年5月5日，斯坦福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参加者都是专业领域的学者和技术方面的专家。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数字化工具如何能够突破人文学科研究固有的边界，如何能够从课堂的讲台走向文本的分析。同时，他们也探讨了人文学科独特的提出质疑的学术特征以及如何突破数字化工具的疆域。斯坦福大学学者的研究获得了来自美国人文社科基金会的大力支持。这些基金项目都是专门针对人文学科研究所设计的一系列网络视觉化工具。比如，斯坦福大学法语系副教授埃德尔斯坦（Dan Edelstein）和历史系教授冯德伦（Paula Findlen）两位领衔主持的项目“历史之网”（Networks in History）就获得了将近30万美元的资助。为此，该课题组要建立一套视觉化工具，从而为他们题为“绘图名人共和国”（Mapping the Republic of Letters）的项目服务，而这一项目就是想以名人为例，探讨在17世纪到18世纪时人与人之间是如何通过信件和物品进行交流的。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就是数字化技术。如此一来，该项目将会使人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联结知识分子的社交网络带来新的认识。

（四） 数字化人文学科的未来数字化人文学科无疑还处于开端阶段，但未来却有着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从当下来看，“数字化人文学科”超越传统人文学科研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数字化技术手段能够促使人文学科的学者走在人文学科的前沿，而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则有利于新的学术发现。其次，新的技术手段往往能够把不同学科和跨学科领域的学者吸引到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与同一个学术问题当中来，使得不同领域的学者开展合作研究，从而拓展了人文学科较为单一的特征。最后，人文学科研究质疑和提出问题的学科特征，在其使用过程中反过来有助于数字化技术手段以及计算机信息技术处理方法的改进和提高，从而将传统人文学科的主观能动性发扬光大。总之，“数字化人文学科”的发展有利于人们利用现代技术的手段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文化、历史与社会。对其未来前景，我们还可以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