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上海品格 我讲红色故事
张曾怡婷
来到肃穆的龙华烈士陵园，翠柏苍松挺立，红旗迎风飘扬，仿佛为我们翻开了岁月的画卷。追忆往昔，为了建立新中国，无数革命英雄用鲜血铺就了一条成功的大道，用鲜血染红了在我们上空飞扬的五星红旗，在生命极限的挑战前，他们用血肉之躯铸就了一座信念的丰碑。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革命先烈陈延年和他弟弟陈乔年的故事。小时候，陈延年常带着弟弟乔年去庙里听革命党人讲故事，心里早就埋下了救国救民的种子。待父亲陈独秀从日本逃亡归来，他们就要求去上海求学，想见世面，想接触新思想，想给中国找条出路。到了上海，大城市的繁华，灯红酒绿，跟他俩没什么关系。他们过着“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袷，夏不张盖，与工人同做工，故颜色憔枯，人多惜之……”的日子。
陈乔年从小就和哥哥亲近，哥哥说一不二的性子，他当然知道，而哥哥“自创前程”的原则，他也认同。当时的中国不独立，处处掣肘，像个提线木偶。想给中国找条出路，自己怎能不独立。他们离开家乡的那一刻，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上法语补习班，之后考上震旦大学，大学没读完就去了法国勤工俭学，都不是在为自己谋前程，而是给中国谋未来。生活的困苦，对他们而言，更是磨练。
1919年，延年和乔年在吴稚晖的资助下赴法国勤工俭学，认识了同为留法学生的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进步青年，在他们的团结争取下，延年和乔年抛弃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
1922年6月，陈延年与赵世炎、周恩来一起创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秋转入中国共产党。兄弟俩最终还是和父亲陈独秀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
陈延年和陈乔年是“革命的苦行僧”，他们生活清苦，一点不讲究吃穿，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陈延年平时沉默寡言，但是在讨论和研究理论问题时，又极为活跃和认真，常常与别人争得面红耳赤。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期间，同学们还送他了一个雅号——“小列宁”。
历史的车轮穿越时空，上一秒，陈延年和陈乔年面朝阳光，大步流星踏上赴法的邮轮。下一秒，他们就深陷囹圄，满身伤疤，脚戴铁镣，英勇就义，在阴森的刑场上，他们的眼神依然坚定从容。“他们一步步走向光明，共赴理想的同时，也走向了死亡。”我多想告诉先烈们，你们当年的理想，美丽的憧憬，中国正在一步步实现，明日的中国，会给你们带来更好的消息，这盛世正如您所愿。正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从上一个百年，到下一个百年，理想如浪潮般在此交汇。
转向共产主义时，两兄弟与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周恩来、赵世炎等人有了更多的接触，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和热诚的帮助。敌人决定杀害陈乔年时，将他与其他人分开。当同志们难过地同乔年告别时，他却乐观地对大家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同志们问乔年：“你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他回答：“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陈延年和陈乔年的红色故事，我深深地感动了: 先辈们为了救国救民，所放弃的那些，不能因为他们心甘情愿，我们就当成理所当然。如果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那我希望他们可以永远的活着。革命先烈们的鲜血，染红了五星红旗; 革命先烈们的血肉，筑成了新的长城。桃花红雨英雄血，碧海丹霞志士心。今日神州看奋起，陵园千古慰忠魂。我站在龙华烈士陵园的大草坪上，心潮涌动，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
杨涵婧
“我们建造了房屋, 房屋塑造了我们。”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这么说, 上海的弄堂就体现了这一点。弄堂，是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曾于千千万万上海市民的生活密不可分。
弄堂虽然已经成为上海的特色建筑，但它的来历并不让人感到愉快。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被允许在此处居住和经商，形成了“华洋分居”的局面。后因小刀会起义，建造了这类专供向租界内华人出租的房屋，成为了上海弄堂的雏形。
但是弄堂钟的人情味令人动容， 很多人挤挤攘攘地住在一个小巷子里。 在炎热的夏天， 居民到弄口去乘凉， 因为那时没有空调与电扇， 人们往往在弄堂口睡一觉再回家。 在日常， 叫卖声此起彼伏已经成常态。若是将弄堂中的人情味比作人间烟火，人间烟火虽不如天上的星辰那么遥远，但却比天上星辰多了温暖的感觉。巷子中同样走出了许多伟大的人，茅盾，鲁迅， 丰子恺， 郭沫若， 弄堂也给这些为人提供了文学素材。
弄堂同样也在政治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这儿， 淮海路上的“新天地”拉来了中国开天辟地新发展的帷幕。在这个舞台上， 上海人充分体现了开明睿智、 追求卓越、海纳百川的优秀品质。
那是曾经的上海，现在的上海高楼林立，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还记得淞沪会战时的灰尘弥漫，破败不堪的楼房歪歪斜斜。街上的残瓦散落一地，空无一人的景象多了一丝凄凉。而如今七彩的灯光照亮了陆家嘴，路旁的灯光照亮了整个上海。
穿梭在蜿蜒曲折的弄堂中， 我愿与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一起回望过去， 展望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