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发生在中国？

如果说从西汉直到清朝中期的漫长的近20个世纪里，由于中国实行的是政府重农抑商政策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中国的人口、经济和技术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中国的资产阶级规模十分庞大，而且拥有巨额资本，那么，人们理所当然地会问，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发生在中国？为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推动工业革命？

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市场经济自动地能够促进技术进步。的确，这一逻辑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古代技术的长期领先。但是，为什么工业革命是从技术落后的英国，而不是技术先进的中国产生呢？

马克思曾经说，社会需求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技术的进步。但是，在1780年前后，中国有3亿人口的统一大市场的需求，而英格兰只有约800万人的市场需求。为什么工业革命产生在需求微弱的英国，而不是需求强大的中国？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西方人长于科学思维，而中国人长于道德思维，因此工业革命产生在西方。但是，《几何原本》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毕达哥拉斯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为什么此后漫长的20多个世纪里西方人的科学思维没有转为化工业技术，却是长于道德思维的中国人在技术上长期领先？西方近代的科学革命，即牛顿力学和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理论，发生于17世纪下半叶，距工业革命足足还有2个世纪之遥。事实上，牛顿研究科学的动力更多地是与上帝对话，发现上帝创造世界的奥秘，他并不愿意将自己的科学与实用的技术联系起来。

还有的解释认为，中国人只有技术，没有科学。但是，工业革命的核心人物詹姆斯·瓦特是一位工匠，实际上是靠着技术而不是科学对原始蒸汽机作出了重大改进。工业革命发生后大约有90年时间，即从1780年到1870年间，科学继续与技术分离。火车、轮船、钢铁、武器、煤炭等十九世纪的核心产业的技术进步，都是能工巧匠们在推动，直到化学介入石油提炼业，电磁感应导致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出现，科学才开始与技术结合。即便如此，十九世纪下半叶新出现的工业，如汽车、电话、照相机、灯泡等，仍然是爱迪生、福特等技术发明家的创造。科学大规模与技术结合，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实现。[1]

中国向西方学习时，没有注意到西方技术进步的真正奥秘在于实践性很强的技术，而不是理论性很强的科学。结果，中国人的数理化很好，能够包揽国际奥林匹克数、理、化竞赛的奖项，但关键性的工业技术却鲜有重大突破。相应地，在社会理论上，我们忽略了中国古代大批能工巧匠对中国技术进步所作的巨大贡献，更进一步忽略了中国古代技术的长期领先于欧洲的事实。

然而，如果工业革命是一场技术革命，而不是科学革命的话，那么事情就更加费解了。中国古代有着推动技术进步的经济机制——市场经济，有着承担技术进步组织工作的大资本，有着能够承担技术进步任务的专心致志的能工巧匠，还有着为技术进步提供利润动力的庞大的经济需求，事实上各项技术的确也一直在进步，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

对此，我仍然在困惑中。我否定了以上若干种习以为常的解释，但却给不出新的回答。如果说可以猜测的话，我认为，问题的答案可能在于社会和技术演进的突变性和多样性上。我们长期以来持有一种历史直线进步论，每一个社会都要经历同样的由低到高的若干历史阶段，技术进步也总是从先进变成更先进。我们还持有一种机械的决定论思维。或者是需求决定论，以为有了需求就有了技术革命；或者是制度决定论，以为有了好的制度就有技术革命。但是，这种历史直线进步论和机械决定论很可能是我们认识社会历史的陷阱。理解社会和技术的演进应该也可以从生物演化中得到启发。猴子本来比猫强大而聪明，猫也自认为落后于猴子，要向猴子学习。但是，猫的基因发生了突变，成了老虎，爪牙锋利，肌肉发达，在森林中称王称霸，要对猴子进行种族灭绝。我想，工业革命就是西方社会的一次技术基因突变，它使落后的西方一下子赶上并超过了先进的中国。这场技术基因突变的原因既不在制度上，也不在文化上，也不在需求上。但是，西方的社会理论家把它解释成制度的、文化的或需求上的原因，从而使西方社会在继工业霸权、军事霸权后取得了话语霸权，能够以先进制度和文化的名义，以先进社会形态和高级历史阶段的名义，对其他非西方国家进行征服和掠夺。而非西方国家在面对征服者的产品、技术和社会理论时，一下子无法分辨是非优劣，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征服者的话语，改写自己的历史，丑化自己的民族，适应被征服的事实。

但是，如果猴子也发生基因突变呢？猴子可能在神经系统上进一步发展，变成人，靠智慧和团结打老虎；也可能有老虎的肌肉和爪牙，却有猴子的聪明机灵；还可能神经系统和肌肉、爪牙一起进化。无论何种情形，都可以使老虎威风扫地。对人类社会来说，肌肉和爪牙是技术和经济；神经系统则是组织体系。其实最困难的并不是技术，而是提高组织效率。组织效率则取决于组织文化和组织制度。儒家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最有利于提高组织效率的文化。儒家文化与法家制度相结合，即东方文化与西方制度相结合，可以使组织效率达到最大化。高效的组织运用现代技术与科技，则完全有可能创造出远胜于西方社会的组织优势来。以我个人的经验，学习数理化实在太容易了，但认识自身和认识社会，从而懂得合作和组织的重要性，学会用组织的力量去发展技术，却是非常困难的事。